WA|张利|张杰访谈|2019 世界未来城市计划

简单350 · 发表于 2020-3-23 08:18:42

张杰访谈Interview with ZHANG Jie
张利/ZHANG Li
2020年1月期的《世界建筑》以新近设立的“世界未来城市计划”（IUPA）奖项为主题，研讨在近年世界各地城市呈现的以直接作用于居民生活质量提升的城市更新实验。对国内城市更新领域颇有建树的规划师与建筑师进行的访谈正是这一研讨的一部分。在此，我们的访谈对象是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张杰。

张杰
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巨匠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清华大学遗产呵护中心副主任清控人居遗产研究院院长
WA：建筑史上从纯粹的学者转向理论与实践兼备的事例很多，这种转向的开始往往很值得研究。哪些原因或机缘使您开始这种转向的?您又是如何逐步把自己的实践关注聚焦到历史遗产区域的更新方面的？
张杰：我1980年代在英国留学期间，有机会与现代建筑近距离接触，亲身的感受很洪流平上重塑了我的建筑与城市观。1987年一个阴沉微雨的冬季，我的导师率领我和其他几位研究生去谢菲尔德市公园山公寓（Park Hill）社会住宅项目进行考察，所见所闻对我的内心发生极大震撼。我难以置信，1950年代乌托邦式的粗野主义的建筑名作竟沦为现代底层社区的地狱。这种景象在伦敦东区勒·柯布西耶光明城市式的低收入高层住宅区也可以看到。我不由要问，建筑的目的是什么？
另一方面，在英国很多传统城市中我却直观地体验到传统城市环境对人们日常生活的有力支撑。这一点对我这样一个穷学生就更加突出。这应该是我从灵魂深处对人文城市、日常生活感兴趣的起点。同时，在那个年代，西方社会、建筑与规划也已进入回归城市的思考与实践，我看到了一些很受启发的案例。它们不单激励着我在研究上不竭思考，也时常撩拨着我作为一个设计者的原始感动。所以，一开始我就是从理论和实践两个角度关注城市文化与社区复兴的。
WA：从Team X自内部推翻CIAM早期的功能主义城市起，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时间里，关于人性化的城市空间形态的理论很多，从设计学的凯文·林奇（Kevin Lynch），柯林·罗（Collin Rowe），到社会学的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亨利·列斐伏尔（Henry Lefevre），到理论与史学的阿尔多·罗西（Aldo Rossi）等。但关于历史遗产区域的理论多以呵护与修复为主，较少涉及设计的再创作发明。您比较看重哪个或哪些城市设计与遗产呵护的理论？您在实践中是否曾经有意识地对这两方面的理论进行某种水平的结合？
张杰：您提到的这些团队和人在西方现代城市设计领域都非常有影响。没错，正是一开始对城市建筑的思考为我在专注于遗产呵护时，具有了更广阔的视野。我博士论文开题时，导师在了解了我的兴趣方向后，发现我们必须“创作发明”一个概念，因为那时还没有“urban conservation”这个关键词。后来，我接触到唐纳德·阿普尔雅德（D. Appleyard）教授编著的一本书，书名是《欧洲城市呵护》（The conservation in European cities, 1979）。这是我所知道的、与我研究方向一致的、最早的专著。这本书是一个学术会议论文集。书中选录的文章不单涵盖了丰富的案例，而且涉及与城市呵护相关的领域也非常广，如类型学的呵护方法、民族情感与重建、市民运动、社区介入、绅士化、城市政治学等等。阿普尔雅德教授为该书写了一篇很精彩的导言，我认为这篇文章至今都可称得上是城市呵护的综合理论框架的奠定之作，也对我的博士论文及以后的思考与实践发生了重要影响。
我1990年代初回国后，正赶上大规模城市改造、欧陆风盛行，这促使我本能地投入到中国传统城市呵护的工作中。在国外4年的经历使我以一种文化的陌生感和好奇审视着自己的传统，思考着它的未来，总试图寻找实践机会表达自己的观点。刚回国的前10年时间里，我对北京及其他历史城市的研究，奠定了我对具有怪异历史与文化传承、且处于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的中国历史城市呵护与发展面临的基本问题的认识。本世纪初，我率领团队编制的《广州历史文化名城呵护规划》就集中反映了这些思考，也成为全国在呵护领域的一个重要的开拓。
2019年11月，在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召开了第二次国际古迹与遗址理事会历史村镇科学委员会亚太分会的年会，专门讨论了现在备受关注的“历史城市景观”可延续呵护与管理的议题。来自10个国家的遗产专家加入了会议。当他们了解到中国在过去30多年中历史城市呵护面临的问题与一系列探索后，一致认为，中国和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呵护面临的问题与欧洲分歧；以欧洲布景与经验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城市呵护理论、观念，很多难以解决发展中国家的历史城市的问题。而且，中国的一些做法与思考是开拓性的。
固然，这不是在掩盖我们在城市呵护方面面临的问题。这里要强调的是，要解决我们的问题，没有现成的模式可照搬。在研究与实践中，我总在告诫自己这样一个基本领实：欧洲的城市呵护是在工业化业已完成、城市化水平高达70%以上的布景下推进和发展起来的。譬如，对他们来讲，村只是一种特殊形态的城市地区（urban areas），而非原始意义上的、依赖于农业经济的聚落，更没有中国的“三农”问题。与此相对，在过去30~40年里，我们的城市化率从26%翻了一番，城市用地增加了几倍，建设量更是惊人。这既是我们城市呵护面临的巨大压力所在，也是我们需要创作发明性地予以应对并加以解决的实际问题。
所以，从一开始我就努力将呵护与发展结合起来，在宏观、中观标准融入城市设计，在微观上密切与建筑设计等相结合。意大利哲学家贝内代托·克罗齐（Benedetto Croce）有句名言：“一切历史都是今世史。”遗产呵护是个今世话题，在欧美遗产呵护与今世的结合不可是出于经济的考虑，更是一种今世意识的反应。
WA：历史遗产区域的更新目前已不可是学术问题，而是全社会关注的带有极大的伦理色彩问题。我们甚至可以认为任何一个遗产区域的更新项目都是先天会引起争议的。您如何看待这种日益伦理化的遗产更新讨论?在评价一个遗产区域的更新项目（完成的项目或正在进行的设计方案）时，您个人采取的衡量标准是什么？优选项是什么？
张杰：经过30多年的快速发展，中国经济已进入一个减速提质的阶段，挖潜存量的价值是一个普遍的发展议题。既有街区、建筑功能的转变是趋势。在转变过程中必定涉及新老社会、经济等因素的更替，利益冲突的空间化也日益加剧。其实，在工业化的各个时期都存在类似的空间冲突。譬如，我国1990年代以来快速的新区发展在很多处所造成了老城的衰退、人口的弱势化等问题，城市社会学称之为邻里的“向下过滤”。这一过程中很多问题的积累是隐性的，由于过程相对较长，矛盾没有爆发，但不克不及因此就说不存在矛盾。现在城市呵护与更新面临的矛盾只是表示形式分歧。我认为，在呵护与更新中如何做到普惠、共享是关键。几乎在我们介入的所有项目中，我们都要在一开始就考虑文化、经济、社会多方面的平衡。很多项目都难以在同一个地址或空间内达到这种平衡，我们就努力增进政府通过协调、在更大范围内解决多方诉求的平衡。固然，这样的过程是艰苦的，而且也纷歧定总能成功。
WA：您儿时生活的中国城市是水平性的，而目前的中国城市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垂直性的。但您的大多数遗产更新项目依旧是以水平性为主的。在这方面，儿时的记忆与长大的环境对您的实践追求与愿景是否有影响？
张杰：这个话题很深奥。在读博士期间，由于对城市设计的关注，我接触到“空间句法”理论。比尔·希利尔（Bill Hillier）在1980年代初的一篇文章中说，他的研究基于一个假设，即人在空间的活动总体上是水平展开的，这样的活动在空间上存在一些规律，他试图用数学的方式来解释它们，并称之为“空间的社会逻辑”。如果他这个结论是正确的话，那么我这代人童年时体验的水平城市可能是一种人本的城市。
我在英国考察过一些受“巨构”主义思潮影响的大型城市类建筑，如伦敦的巴比坎小区，我的体验很糟糕，它令我焦虑，甚至恐惧。1970年代，伦敦内城区的社会矛盾很突出，针对高层住宅的问题伦敦大学土地研究机构开展了一项大规模的查询拜访，发现呈现物业管理困难、治安隐患严重的住宅多是现代主义设计思想的受害者。从社会的角度讲，相对成功的项目恰恰是遵循了传统的城市街道组织体系和建筑设计原则。
我们知道，自二战以来，西方的CBD的设计大致经历3个阶段。一是始于1950年代初的巴黎的德方斯，二是始于1980年代初的伦敦道克兰，最后是1990年代初开始酝酿的柏林波斯坦广场项目。而后者就是以恢复柏林传统的街道体系为宗旨，在城市空间中不再建设人工平台或天桥。其实，美国人从1980年代初开始探索的“新城市主义”就是对传统水平城市的邻里模式的一种回归。换言之，如何营造平安、富有活力的街道成为城市设计的一个重要课题。正是基于这些思考，我确实特别喜爱具有亲和力的水平城市环境。

伦敦巴比坎小区（摄影：张杰）
WA：三坊七巷、大明湖和陶溪川从历史布景上和空间逻辑上讲都是截然分歧的项目，但它们都介入了所在地区的地区识别性的构建。您如何看待这3个项目？从设计策略的角度讲，哪一个挑战性最大？
张杰：地理学、城市设计学、遗产学、建筑学等对处所性的识别已建立起相当深厚的理论基础，问题是如何将它们融贯在一起，并有效地应用到具体的项目中。三坊七巷项目主要是从街区多元的建筑、环境要素的呵护，多线索的历史信息的挖掘与展示着手的。三坊七巷社区博物馆是在我国大城市中心区测验考试设立的第一个开放的社区博物馆，它要展现的不可是王侯将相的历史，而且还立体地叙说了分歧阶层人群的命运与记忆。

三坊七巷—黄巷（摄影：贾玥）

三坊七巷—塔巷（摄影：贾玥）
在大明湖项目中的思考，主要是从如何继承中国传统大标准水体文化景观的角度切入的。那时正值很多城市都在搞大型城市绿化建设。很遗憾，那时的实践多是西方化的景观观念的映射。我对国内传统大型水体景观进行了深入研究，努力将传统理水方法与地段内残留的街巷、建筑等结合起来，并积极将它们融入城市，满足现代生活的需要。

济南大明湖风景名胜区全景（供图：济南市园林局）

济南大明湖水街（供图：济南市园林局）

济南大明湖东扩区（供图：济南市园林局）
陶溪川的规划设计是从景德镇整个陶瓷遗产资源的研究开始的，并始终将它们与城市的兴衰一起考虑。陶溪川的前身——宇宙瓷厂只是景德镇现代陶瓷业发展史中的重要一环。最后选定它做为启动项目，是综合了交通、区位、规模等因素的结果。

陶溪川街景（摄影：姚力）
从处所性的表达来说，这个项目强调了对“岁月价值”的重视，就是尽可能保存厂区内叠加的时间痕迹，并积极将它们以适当的方式展示出来。由于把它看作是城市的一部分，所以我常告诫自己，任何设计的介入不要太夸张，不要过度设计。我们要通过设计激活原有的环境，但不是大标准地替代原有环境，更不是完全地重构。尽可能做到“大象无形”。应该说这3个项目最具挑战性的是陶溪川，因为在我们开始进场的时间，景德镇总体经济水平和建设水平都不高，如何将设计构想较完整地实施面临各方面的潜在挑战，包含施工质量、业态结构、运营水平等。起初，我们并没有十足的掌控包管它能成为既有物质环境品质又有人气的城市场合，也难以预测它是否能够成为景德镇城市转型发展、惠及社区的策源地。

陶溪川陶瓷博物馆（供图：北京华清安地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WA：随着遗产概念的广义化，从某种水平上讲，我们未来的每一项建设实践都可能同时是一个遗产区域的更新。作为这一领域的资深学者，您对未来由遗产区域所带动城市更新的新特点有何预期？在它们的作用下，传统的学科领域界限（建筑、规划、景观）是会变得更加模糊，还是会变得更加鲜明，甚至是完全分化出新的学科领域（如城市设计）？
张杰：您说的很对。我认为跨界可能是最清晰的前景。这不单是今后的主战场——既有的环境自己的特点所决定的，更重要的是，未来城市、建筑的空间会日趋塑性化；由于工作与生活的界限被打破，我们会面临越来越多说不清的新功能或活动。塑性空间与模糊功能的结合、互动，自然要求我们打破现有的专业框架。加之新兴财产模式的快速迭代，我们就更需要跨界合作与相互学习。在我以往做过的项目中，工作都涉及了规划、建筑、景观、策划、运营等内容。从学科角度讲，策划与运营简直是一个新的增长点，但面临的挑战是，这样的增长点应建立在什么专业基础上？它适合本科，还是研究生？还是应该作为一种职业课程，面向具有分歧知识布景和工作经验的人群？有一点可能是明确的，那就是所有涉及空间设计的教育可能都应增加策划与运营内容的训练。如果非要给这一新的学科增长点起个名字的话，我想“场景营造学”可能最接近。□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建筑学院/《世界建筑》
全文刊载于《世界建筑》202001期。转载请注明出处。点击下方“阅读原文”购买2020/01期《世界建筑》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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