缘分——我与中国近代建筑(上)

杨柳657 · 发表于 2020-7-29 09:43:57

侯幼彬，哈尔滨工业大学建筑学院教授。

本文摘自“缘分——我与中国近代建筑”，全文刊登于《建筑师》杂志2017年10月刊，总第189期P8-15页

一、“近代专业户”

我跟中国近代建筑好像特有缘分，头些年加入的建筑学术活动，接触的都是中国近代建筑。

第一次是加入建筑工程部建筑科学研究院组织的编写“建筑三史”。我被分配在“中国近代建筑史编写组”，参编了《中国近代建筑史》(初稿)。这是最早成型的一部《中国近代建筑史》书稿，我是６名执笔人之一。这个书稿主要以铅印本发送征求意见，未正式出版。

第二次是加入中国建筑史编辑委员会组织编写的《中国建筑简史》，我加入的是《简史》的第二册 ——《中国近代建筑简史》。此书于1962年10月在中国工业出版社出版，是正式出版的第一部中国近代建筑史著作，我是７名执笔人之一。

第三次是加入建筑工程部委托刘敦桢先生主编的《中国建筑史》教材编写。刘先生放置我撰写教材的第二篇 ——“中国近代建筑”。这部书稿在将近完成时，因“文化大革命”而中止。

第四次是参编《中国大百科全书 · 建筑、园林、城市规划》卷(简称《建筑》卷)。我担负的是撰写“中国近代建筑”主条目。

第五次是加入汪坦先生主持编写的《中国近代建筑总览》，我担负“总览”中的《哈尔滨篇》的分册主编。

第六次是加入潘谷西先生主编的《中国建筑史》教材编写。这是高等学校教学参考书。我介入的是第二篇“中国近代建筑”，１-３版两人合写，从第４版开始由我一人撰写。

第七次是撰写中国建筑名师丛书《虞炳烈》，由我和老伴李婉贞合写。

能够从1958年全国展开编写“建筑三史”开始，就接触中国近代建筑的写作；能够一次次地投身中国近代建筑简史、教材、总览和大百科条目的编写行列，应该说是非常的“有缘”，也是非常的“有幸”。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几乎成了中国近代建筑写史的“专业户”。可是，我却一直觉得这不是我的主攻方向。我的自我感觉，好像我只是中国近代建筑研究的“票友”，一次次地在中国近代建筑的研究平台上“客串”。

为什么会呈现这样的状况？原来早在清华建筑系上学时，我就迷上了《中国建筑史》这门学科。我饶有兴趣地听莫宗江先生、赵正之先生的《中国建筑史》和《中国营造学》的讲课。我悄悄地旁听梁思成先生的中建史讲座，我跑到系资料室埋头翻读《中国营造学社汇刋》。所有这些，接触的都是中国古代建筑。后来我着迷似地习作建筑知识小品，选题也都是中国古代建筑。这些，先入为主地形成了我对中国古代建筑的浓厚兴趣，读的、想的、写的都是中国古建筑。没想到一旦加入全国性的建筑史学术协作，干的却都是中国近代建筑。而我实际上并没有中国近代建筑的积累，欠缺近代建筑的学术底气。因此，总觉得自己和中国近代建筑隔着行似的。

▲ 显示事物发展规律的Ｓ形曲线

不但如此，这还涉及我的一个基于“Ｓ形曲线规律”的理念。Ｓ形曲线规律也称“逻辑型规律”，是事物发展的基本规律之一。它表白事物的发展是一条Ｓ线，随时间的延续，遵循着前期缓慢发展、中前期加速发展、中后期减速发展直至后期饱和发展的过程。也可以把这条Ｓ线分为３段：前段是“导入期”，发展较缓慢；中段是“长大期”，发展加速，呈指数增长；后段是“成熟期”，又转入缓慢发展。通常列举出胎儿的身长发展，美、日、德的钢产量增长，法国和美国的小麦亩产量增长等都遵循这个规律。实际上各门学科发展显现的也是这个规律。这个Ｓ形曲线对于我们的科研选题有很大的指导意义，就是应该选从“前期”转向“中前期”的“拐点”课题，或者说从“导入期”转向“长大期”的“拐点”课题。我很认同这样的分析。我想，拿《中国建筑史》学科发展来说，营造学社时期，是梁思成、刘敦桢两位先生开创中建史研究的导入期，奠定中国古代建筑的查询拜访研究、文献校勘、史料积累和专题建设的基础；到新中国成立后，正是要进入学科的长大期，通过史与论的结合，梳理规律性的认识，在学科发展上正是面临快速演进的大好局面。我们搞中建史研究，就应该选这样的“拐点”课题。而中国近代建筑还处于学科的起步阶段，那时还没有全国性的普查，更欠缺中国近代建筑专题研究的积累，仅仅是学科启动的导入期。这时候要做的工作是对中国近代建筑的普查和重点查询拜访，专题研究和系列研究，应该经历艰苦的奠定性努力，达到转入长大期的拐点，才适合做“写史”的课题。现在就“拉着鸭子上架”，总觉得为时过早。

我觉得这是理性的科学分析，这个分析使得我更加倾向于研究中国古代建筑，把研究中国木构架建筑体系的理论课题作为主攻方向，而不想做中国近代建筑的课题。可是，我老是身不由己地一而再、再而三地与中国近代建筑的研究课题结缘。因为这是建筑学科协作的统一放置，我在学科协作中迈出的第一步是中国近代建筑，接下来的有关中国近代建筑的研究项目，很自然就挂上我。我是完全被动地成了中国近代建筑的“写史专业户”，接二连三地做着中国近代建筑的课题。固然，我做中国近代建筑，也因为这些项目特别诱人。写近代建筑简史，编近代建筑教材，撰写近代建筑大百科条目，撰写近代建筑分览，哪一项都是美差。而且这些美差又都是由梁思成先生、刘敦桢先生、汪坦先生这样顶级导师主持。这样的项目降临到我的头上，我怎么能舍得拒绝。这就致使了我一次次地不自量力地应召、介入。

我介入的这些中国近代建筑研究课题，基本上都属于写史、编教材的项目。在那时那种情况下撰写中国近代建筑史，我觉得自己不是“作者”，而是“编者”。我们是靠那时全国各地送报的近代建筑查询拜访和初编的近代建筑史稿，进行筛选编辑的。我们做的主要是建立全书框架、确定历史分期、明确指导思想、梳理演进脉络、评析建筑思潮之类的事。这都是属于中国近代建筑研究中的“软端”的工作。虽然中国近代建筑不是我最想做的，可是能从“软端”来加工，却是我喜欢触碰的。我就这样以“票友”的心态，客串“专业户”的角色，在中国近代建筑的研究平台上倘佯。

二、几度幸运儿

现在回顾起来，我有幸地结缘中国近代建筑研究，实在是我的一大幸运。我是因为进入中国近代建筑史的编写班子，才得以步入中国建筑史学的学科协作行列。那时候的写史都是大协作。建研院历史室是一面大旗，梁思成先生、刘敦桢先生是两位大帅。一声召唤，我们都集聚到旗下。在编写“建筑三史”的时候，国内的中建史学科队伍几乎全部都到齐了,老、中、青三代济济一堂。我在这里接触到我们学科的师辈和平辈，领略到学科的氛围，开阔了学科视野。我虽然分在近代组，古代组的活动也都能加入。我是“身在曹营心在汉”，特别关注古代组的活动。他们的一次次学习会、讨论会、审稿会，经常有科学院历史所、考古所和北大历史系、人大历史系、国家文物局的人加入，我们都能跨组与会。这样的会，在我看来是非常精彩的。非论是探讨虚的问题，还是实的问题，都讨论得很有深度。特别是各领域的专家发言，针对巨匠写的文稿，点出其中存在的观点犯错、评价有误、措词不当的问题，让我特别受益。我意识到，与其说我是来“参编”，还不如说我是来“集训”、来“进修”的。我完全明白，像我这样在学科上还没有真正入门的青年教师，“参编”就是纳入了建筑编史的大熔炉，获得了最佳的锻炼，这是特别值得庆幸的。我总觉得，对于我来说，加入近代建筑编史，它的“过程”远比它的“功效”更重要，因为我简直是在这个“过程”中长大的。回首往事，不由想起在这个美好的“过程”中遇到的一次次难忘的幸运。

第一件是梁思成先生给我改稿的幸事。

1959年10月,我们这个近代组完成了21万字的《中国近代建筑史》(初稿)，以铅印天职发给有关专家征求意见。其中有一本呈交给梁思成先生，请梁先生审稿。难得的是，梁先生在百忙之中真地审看了这本“初稿”。可惜地是，梁先生只看了“初稿”的前９页，只对这９页作了批改。特别庆幸地是，梁先生所看的这９页，恰好都是我写的第一章前两节。我觉得，这等于是梁先生给我写的书稿作了批改，写了批语。这是何等的荣幸，何等的珍贵。这个“审稿本”就让我收藏了，成了梁思成先生留给我的最珍贵的纪念品。

▲ 《中国近代建筑史》(初稿) 梁思成先生审稿本

梁先生的审稿是非常认真的。让我没有想到的是，在梁先生所看的短短9页中，居然作了84处批改。我统计了一下，其中属于校正标点符号的有24处，属于校正错字的有10处，属于修改用词的有33处，属于批语的有12处。校正标点符号和校正错字，一共多达34处。这是因为初稿本慌忙铅印时没有好好地校对，很可能就没来得及校对。想不到梁先生能有这么大的耐性，把标点一一改正，把错字一一改正，甚至于把英文字母的讹夺，也一一改正。

▲ 梁思成先生在《中国近代建筑史》（初稿）审稿本上所做的批改

看得出梁先生非常重视措词的准确，他给我修改的33处用词，都属于这种情况。他把“体现了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日趋巩固”，改为“反映了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日趋巩固”；把“欧洲古典式的通行银行建筑形象在各个城市耸立起来了”，改为“欧洲古典式的通行银行建筑形象在各个城市冒出来了”；把“1857年的早期江海关，还是中国的传统庙宇形式”，改为“1857年的早期江海关，还是中国的传统衙门形式”。这些简直都是措词不当。对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日趋巩固”用“体现”来表述，确是政治态度的失误，改用“反映”就没问题了。对于外国银行建筑，说它在各个城市“耸立起来了”，确是带有肯定的、颂扬的语气，改成“冒出来了”就没这毛病了。上海早期江海关的形象是脱胎中国的衙门，并不是模仿中国的庙宇，在表述它的形象时，固然应该说它“还是中国的传统衙门形式”，而不该该说它“还是中国的传统庙宇形式”。

梁先生的这一处处纠正，提升了词义的精准、贴切，我觉得非常精彩。梁先生的12处批语更是集中地纠正了我在文稿中用词概念的禁绝确。当看到“外来技术未能正当输入我国”的表述时，梁先生旁批说：“何为‘正当’？何为‘不正当’？”当看到上海开埠后建造的房屋“很有异国情调”的表述时，梁先生旁批说：“‘异国情调’含义模糊”；当看到“鸦片战前，中国建筑技术依旧停留在封建社会条件下的建筑材料”的表述时，梁先生旁批说：“那时欧洲也只有这些材料”；当看到“发生了中国近代建筑中虚假装潢、繁琐装饰的恶劣现象”的表述时，梁先生旁批写道：“不赞成这说法。什么才是‘真实装潢’呢？这些装潢都毫不掩饰地以装潢的面貌呈现，我觉得它们才真是真实得很”；当看到上海1848年建成的法国领事馆是典型的“法国文艺复兴风格”的表述时，梁先生旁批说：“同济、清华编西方建筑史都对这时期是否还叫‘文艺复兴’提出疑问”；当看到青岛提督公署“很富强毅庄严性格”、“体量虽不大而浑雄壮观，在形象上显示德国占领者的赫赫威权”的表述时，梁先生把它改为“显示了强悍性格”、“体量虽不大而摆出浑雄壮观的姿态，以显示德国占领者的威风”。

经梁先生这样仔细地批改，我才知道，原来我的文字中存在着这么多的概念含混和概念偏差；一不小心，就闹出这样那样的过失。梁先生还对“长春园西洋楼”，写了一条特殊的眉批：

我的印象是：这组“建筑”没有一个真窗，内部根本不预备进去，只是纯粹供看的“立体布景”。是否如此请查核。

思成

梁先生的这条眉批是很有价值的，他特地在眉批之后，署上自己的签名，以示慎重。后来我知道西洋楼是既有真窗，也有假窗。用假窗的建筑，只是给人看的，不是给人用的，更显现其“宫廷猎奇”的素质。昔时的乾隆对于西洋建筑这样的新事物，如果不是停留于新鲜玩物的猎奇，而是基于国计民生的引进，那么一部中国近代建筑史就可以改写了。

▲ 梁思成先生在重要批语的末尾，特地加上自己的签

现在翻看梁先生的审稿，我心里大有感触。从梁先生批改的字里行间，我们看到了梁先生对写史工作一丝不苟的严格要求和对文字表述字斟句酌的高度重视，看到了梁先生如何治学、如何审稿、如何在百忙之中，挤出时间手把手地培育后辈。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史学写作，梁先生的批改教我如何写史，如何尊重历史事实，如何注意概念的准确、用词的准确，以至标点的准确；引导和敦促我注意写史治学的严谨踏实,注意提高理论分析的严密逻辑和论文写作的文字功力。我为第一次写史能获得梁先生如此细致的教导而分外庆幸，我觉得这是我的造化。

第二件是跟随刘敦桢先生编写教材的幸事。

1964年３月，在南京召开建筑史统一教学纲领会议。会上成立了《中国建筑史》参考教材编写小组，由刘敦桢先生任主编。刘先生基于那时的形势，决定组成集体编写班子。他从全国各校中建史教师中挑选了同济大学的喻维国、哈尔滨建筑工程学院的我和华南工学院的陆元鼎三人，分别加入编写教材的古代、近代和现代三篇。这样，我就幸运地进入了刘敦桢先生主持的这个编写班子。

这是1964年的春季，那时编写教材的大环境十分严峻。这时候正闹着设计革命，又闹着教育革命，接下来更是 “四清”运动，“阶级斗争”的弦绷得紧紧的。编写小组成立后，刘先生就领着我们一次次地“务虚”。先后修订了４次教学纲领，组织了两次讨论会。我们对书稿的立论行文都格外小心翼翼。巨匠都提心吊胆，生怕写出来的工具成了被批判的“毒草”。从刘先生到我们每一个成员，都是极力地紧跟形势，兢兢业业地投入。

写史大环境如此严峻，没想到的是，我们的写史小环境却是非常的优越。也许是因为刘先生是学部委员，挺有威望。在刘先生的通力放置下，我们编写组不但能够集中到北京开会、讨论,1965年秋天，还能奇迹般地从各自的“革命前线”脱身世来，聚集到南京，在刘先生身边展开长达四个多月的集中写作。

现在回想起来，这段时间真是我介入写史的“黄金岁月”。这时候，编写教材大体是刘先生排在首位的工作，他几乎是全力以赴。我的印象里好像每天都能看见他到编写组的工作室。大约每隔十天左右，刘先生就跟我们讲一次课，主要讲他对中国建筑史学科方方面面的思索。刘先生不但一次次地给我们讲课，更多的是日常的“漫谈”。每次刘先生来到工作室，我们就聚拢到他身边，他就一边议论我们的写作，一边即兴地“漫谈”。我的感觉是，刘先生每天都在不断地思索。他前一天思索的，到第二天见到我们时，就不断地跟我们说。这里面有的是与教材有关的思索，更多的是与教材无直接关联的。刘先生的这种漫谈，谈的是中建史学科的纵纵横横、点点滴滴，是零散的、片段的、随机的、即兴的信息碎片。我们那时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刘先生的漫谈就是给我们发送信息碎片。刘先生说的这些片言只语，都是饱含学术价值的，都有很高的含金量，是非常珍贵的。我们都特别爱听，也特受启廸。

我们都意识到，在刘先生身边写史，实在是太幸运了。在“讲课”“漫谈”之余，刘先生还亲自带我们去参观、访问。在北京的时候，他曾经带我们去北京故宫，请故宫博物院的副院长单士元先生领着我们参观那时还没开放的“乾隆花园”；也曾经带我们去北京芳嘉园小院，造访文博巨匠王世襄先生。这位王先生满满三间居室所用的床、桌、几、椅、箱、柜，全部都是他珍藏的明代家具，让我们大开眼界。特别难忘的是，刘先生还曾经领着我们全组人马去看南京瞻园。这个瞻园是明代功臣徐达后代的花园，刘先生从1958年开始，花了几年时间陆续作了瞻园的精心修复。我们跟着刘先生在瞻园漫步，津津有味地听他讲述瞻园修复中涉及的山石、水洞、亭廊、花木的创意构思和施工做法。在走到一处曲廊时，刘先生突然停步对我们说，过去对园林沿墙廊子隔不多远就离墙斜出其实不睬解，这次为瞻园做设计，才恍然大悟，这是廊子自身屋顶排水的需要。经刘先生点出这个奥秘，我才明白，原来私家园林空间小，廊子尽量不做单坡顶，以免高陡的屋顶把庭院反衬得很局促。这样就得做两坡顶。而两坡顶的廊子不允许把水排到邻家，靠墙的一面就只好用水平天沟。水平天沟又不克不及做得太长，这就不克不及不频频离墙斜出，而形成了曲廊。这样的曲廊，既打破了直廊的单一，延伸了廊子的长度，又围出一口口生动有趣的小角落空间，这是极具匠心的设计。我特喜欢刘先生这样的精彩分析，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我一直把它视为深度分析的范例。

▲ 刘敦桢先生率领教材编写组人员到南京瞻园，讲解瞻园的修复体验

（自左至右：侯幼彬、乐卫忠、喻维国、刘敦桢、杜顺宝、陆元鼎、马秀之、杨道明、叶菊华）。

刘先生还有一件请我们吃“爱国肉”的趣事。1965年的南京，市面上猪肉货源过剩，政府带动市民多买肉，巨匠戏称为“吃爱国肉”。刘先生家也买了很多猪肉，刘先生和师母陈敬先生就商定了请我们吃肉。刘师母烧了一大锅肉，还加上鸡蛋、冬笋等一起煮，味道十分鲜美。当喻维国从刘先生家把一大锅肉端到我们工作室时，巨匠都好一阵地欢欣雀跃。那天，陆元鼎、喻维国、杨道明、杜顺宝和我都在场，也可能还有他人。我们把它视为一次最难忘的写史会餐。1977年，喻维国在《东南大学建筑系成立七十周年纪念专集》上撰写的纪念文章中，满怀深情地记述了这回事。2000年，我在《建筑百家回忆录》写的回忆文章中,也满怀深情地记述了这事。有趣的是，在我写到这件事时，《建筑百家回忆录》的主编杨永生先生特地添加了一条“注”：说陆元鼎先生也跟他提起过这件事。简直，在喻、陆、我三个人的心中，都牢牢地记住了在刘敦桢先生身边编史的一桩桩往事。

在刘先生身边写中国近代建筑史，我想应该就近访问几位中国近代建筑的老先生。刘先生很赞同，特地为我给在上海的赵深先生、陈植先生和在杭州的董大酉先生写了亲笔介绍信。这对我来说，原本是一次极好机会的高端采访。可惜的是那时大环境的冲击，使得老先生都不想多说话，我那时也提不出有深度的、巧妙避开敏感话题的问题来采访，因而没取很多少采访功效。只有那位看上去挺威严的董大酉先生，幽默地说了一段关于“烟囱”的趣事，给我留下了深深的记忆。董先生说,在设计大屋顶的上海市政府大厦时，为了不在屋顶上露出烟囱，他只好把烟囱隐藏在正脊两真个正吻内。设计时觉得这样做很巧妙，颇为满意；没想到建成后，烟从堂堂的市政府大厦的正吻口中冒出来，显得不三不四，而且黑烟很快就染脏了正吻，弄得很狼狈。后来在设计上海江湾体育场时就吸取教训，把烟囱安设在正面墩台的顶部。为了适于冒烟，特地把墩台顶部饰物做成香炉状，让烟从香炉中冒出，而且把香炉做成古铜色，也不怕黑烟熏脏了。老先生说这也萛是一种无奈的探索吧。我那时就意识到，这是一条极有价值的信息，生动地透露出近代新建筑套用旧形式的矛盾，是中国近代建筑中的一个典型事例的典型细节。后来我在写史时，都把这条细节写上了。

▲ 上海江湾体育场。董大酉先生说，他把烟囱隐藏在墩台顶部,烟可以从台顶香炉冒出

应该说，这一年半跟随刘先生学步写史，编写的功效是不重要的。由于“文化大革命”爆发，书没有出版。可是这个跟随刘敦桢先生写史的过程，对于我来说，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它让我近距离地接触到刘敦桢先生这样一位导师。这时候的刘先生应该说是站在中国建筑史学科的颠峰。他在不断地思索，思索着学科的纵纵横横。赶上编写教材，他就把自己顶尖级的学术见解和最新思索，一股脑儿，通过专题讲课,通过漫谈,通过讨论，毫无保存地端给我们这些年轻的后辈。这段时间，我像是经历了一次超等的进修，自我感觉迈进了对我的长大至关重要的一步。

第三件是遇到《大百科》“高人”审稿的幸事。

20世纪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我加入了建筑卷中的“中国近代建筑”主条目的撰写。这时候是1983年，离我上一次在“文革”前夕参编刘敦桢先生主持的中建史教材，已过去了18年。可是中国近代建筑史学科的状态，可以说是依然故我。我自己在这方面也依旧没有上进。为了写大百科条目，我又得再一次玩弄中国近代建筑。我只能停留在原有的史料，原有的文献，原有的信息储蓄，以１万字的浓缩篇幅，按大百科的体例，重新做一篇文章。我写了自认为已是“拨乱反正”的文稿交了卷。大百科的一位编辑看了我的文稿，责任编辑把他的审稿原件交给了我，原件落款有一个“高”字。我一看审稿意见，对这位只知其姓不知其名的高编辑大为佩服，我知道我遇上了高水平的审稿了。这位高先生给我提出了几点意见：

第一点是把条目名称“中国近代建筑史”，改为“中国近代建筑”。他说不消“史”字，反而自由很多。简直如此，我忍不住叫好。后来知道，《建筑》卷中相对应的“中国古代建筑史”主条目和“中国现代建筑史”主条目，也都把“史”字删去。

▲ 大百科全书《建筑》卷“中国近代建筑”条目。这条条目自身带有本条目的“目录”

第二点是指出：此文“突出政治”，某些处所似不合大百科体例,治疗的原则是“删”。他的这句评点，给了我当头棒喝。我觉得我已经尽力解脱“突出政治”，怎么说还没有跳出来，可见我在1965年写史时的“务虚”中毒之深。

第三点是指出：文稿第一部分（指“发展阶段”）是纵观；第二、三部分（指“建筑类型”、“建筑队伍”）是横观，难免重复。他的意见是“合并”或“简化”。

第四点是指出：“发展阶段”写的其实是布景资料，是“建筑业”，不是“建筑学”。高先生说的这一点，指出了我这篇文稿的要害。我那时存在的正是这个问题。因为我那时对中国近代建筑的掌握，在“建筑学”上还没有达到应有的深度，只能把建筑类型与社会布景作一些肤浅的关联、分析,简直只停留于“建筑业”的层面。

第五点是把文稿中的一句话，“中国近代建筑处于承前启后、中西交叉、新归接替的过渡时期，是中国建筑发展史上一段急剧转变的阶段”，移到条目释文开端。这个改动也让我叫好。简直这句话是对中国近代建筑的一个重要概括，移到开端释文处，能起到开宗明义的作用。

第六点是指出：“务虚”的讨论删去，“建筑工人”一节可删。这两点依旧是“突出政治”的后遗症。我写这个条目时，已经把过去很重视的“革命根据地建筑”一节删去，自以为在解脱“以阶级斗争为纲”上已迈出很大办法。可是对于“建筑工人”，我还是不敢不提，怕有不重视工人阶级、不重视劳悦耳民之嫌。从这一点看，我的解脱“突出政治”简直还是远远不敷的。

第七点是提到：“此文行文流畅，结构也明确，只是碍于体例和篇幅，不克不及不脱手术”，而且说：“文中观点、事例也颇多精彩处，应努力保存。‘务虚’则大笔删去，文章可更好些”。我很高兴高先生对我的行文、结构、观点、引例的肯定。我自己很明白，我的“中国近代建筑”条目的撰稿远达不到大百科所要求的深度。我是靠着写作的“能力”把条目“流畅”地写出来，靠的是写作的“才”，欠缺的是对中国近代建筑的“识”。

高先生的这一篇审稿意见，对我来说，实在是一次高水平的高端指导。我在此前的写作经历中，还没有遇到过这么高屋建瓴的指点。我对大百科的条目写作有了一些开窍，重新改写了“中国近代建筑”这个条目。我进一步解脱“突出政治”，注意表述“标准”的知识和精确的资料，注意严谨、规范，力戒片面、偏颇。全篇框架只谈“发展阶段”、“建筑类型”、“建筑技术”和“建筑风格”四节，力求写得四平八稳。

到了1986年夏天，建筑卷进入最后定稿阶段。我收到刘永芳责任编辑的信。她告诉我“中国古代建筑”、“中国近代建筑”、“中国现代建筑”３个条目，一起升级为更高一档的条目。这3个条目，不可是字数很长的长条目，而且在条目之内，还开列本条目自身的“目录”。在整个建筑卷中，只有这３个条目进入这样的档次,为此要特别认真对待这3个条目的定稿。因此要请我到北京在编辑部当面商议，作最后的审定。我没想到，“中国近代建筑”竟然成了这么重要的重点条目。这样，我就专程出差到北京。刘永芳编辑放置我住在大百科出版社的住宅大院里的客房。她跟我说，由高林生编辑和我一起定稿。她说这位高编辑是很权威的人物,大百科的许多卷，到了最后定稿环节，都要请他最后把关、审定。这样，我就见着了高林生编辑。高先生跟我细谈了一番,谈的细节我全忘了。可是，那时的感觉却深深地刻印在记忆中。我的整个感觉就是见到了“高人”，实在是“高”。我马上意识到，我的初稿审稿原件上，落款写的“高”字，应该就是这位“高林生”编辑。我是有幸地获得高先生的审看初稿，更有幸地获得高先生的面议定稿。高先生大体就住在这个大院。他居然在晚上还到我的住室来和我继续聊，完全是一位很亲切的学者。我们大体聊了两三个晚上。我很感谢高先生给了我真正的高端指点，让我进一步看到写史中存在的问题。“中国近代建筑”这个重点条目，经过三四天的面对面商议，顺利地最后定稿。可是我总觉得，这么重要的条目，我实际上并没有写到位。为这，我心里一直有一种深深的歉疚。

第四件是获得汪坦先生格外关照的幸事。

汪坦先先是我心目中最响亮的前辈建筑理论家，是中国建筑界软学科孜孜不倦的引路人。像我这样一个很想进行建筑“软”思索的人，对汪坦先生自然是特别地敬仰。1985年８月,汪先生招呼我去北京加入由他主持的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座谈会，并让我做一个发言。我自然遵嘱准备了发言稿前去赴会。汪先生在座谈会上强调研究中国近代建筑的需要性和紧迫性,获得全体与会者的热烈响应，共同发布了“关于立即开展对中国近代建筑呵护工作的呼吁书”。这次会后，汪先生以很大的魄力，召开了一次又一次中国近代建筑史研讨会，带动了全国16个城市展开《中国近代建筑总览》16个分册的编写。

让我念念不忘的是，就在那天座谈会的晚上，汪坦先生特地举行家宴,宴请刘先觉、王绍周和我三人。我真没想到会有这样的荣幸。那天除我们三个客人，还有陈志华先生、张复合先生作陪。家宴由汪先生的夫人、著名音乐家马思琚师母亲自主厨。我们围坐在一张不大的桌子旁，汪先生、马先生和我们一起谈笑风生。能够加入汪先生宴请、马先生主厨的家宴，再加上偶像级的陈志华先生作陪，在我的心目中，这无疑是最高的规格,最大的荣幸。这时候正是汪先生启动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的时刻，汪先生邀请我们三个近代建筑的同道共聚，可以想见汪先生关切近代建筑研究、激励近代建筑同仁的细腻用心。我觉得这次家宴很像是为汪先生的中国近代建筑调研壮举,奏响小小的精致的序曲。

▲1988 年４月，第二次中国近代建筑研讨会在武汉召开，汪坦先生、刘先觉先生与作者合影

1988年4月,汪先生计划在武汉召开第二次中国近代建筑史研讨会。那次讨论会获得了几个单位的资助，其中有黄石市建委。那时，黄石市建委向汪先生提出一个要求，请汪先生为黄石市的建筑部分放置一场学术述说。汪先生觉得这个要求很在理，就作了放置。汪先生的放置是由他自己、由刘先觉、再加上一个我，我们三人各做一个述说。让刘先觉先生做这样的述说，那是轻而易举的。因为他那时不竭地出访各国，有很多新鲜课题、新鲜信息可以给巨匠讲。对于我来说，做这样的述说，却是一个浩劫题。那时我为了加入武汉会议，准备了一篇论文,题目是“文化碰撞与中西建筑交融”。那是为讨论会发言用的，不适合给黄石的建筑部分讲。我自己很闭塞，真想不出有什么新专题可讲。想来想去，只好把那时手边刚完成的一个理论专题——“建筑的‘软’传统与‘软’继承”拿来应付。我那时对这个论题能不克不及获得汪先生和建筑学界的认同，心里还没底。把这么学究性的工具，给黄石市建筑部分的同志讲，也担忧对不上口径，因此我心里很是忐忑不安。那天在黄石讲完后，我就很想听听汪先生给我的指点。没有想到的是，汪先生并没有给我评价和指点，却跟我说了一句让我大吃一惊的话。他说：“这个题目很值得给建筑系师生讲，明天请你到华中工学院，给那里的师生讲一下吧”。原来华中工学院趁汪先生来武汉开会的机会，邀请汪先生做系列讲座，明天就开始讲座的第一讲。此刻汪先生突然决定，在他开讲之前，让我插进来先讲“建筑软传统”。这实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汪先生能够推荐我在华中讲这个课题，表白汪先生对这个论题是认同的,这一点让我特别高兴。汪先生推荐我去华中讲，固然是非常荣幸的。可是推延汪先生的第一讲，实在是太大的干扰。由于汪先生执意这么放置，我就这样干了一件非常出格的、占用汪先生学术讲座的事。这件事让我深深地感受到汪先生品格的高尚和待人的热忱；既是深深的感谢，也是深深的庆幸。

在这里，我还想提一件事。1992年5月,我突然收到一本让我评审的博士学位论文。这是汪坦先生指导赖德霖撰写的。汪先生特地在封面上写了“请侯幼彬教授指正”一行小字。这本博士论文可以说是我那时见到的最具立异见解的中国近代建筑研究，我立即意识到一位中国近代建筑的新星冉冉升起了。我很感谢汪坦先生让我早早就读到这本论文，给了我很大的启示。这是怎样的启示，我在下一节会谈到。

▲赖德霖博士论文封面

（本文摘自“缘分——我与中国近代建筑”，全文刊登于《建筑师》杂志2017年10月刊，总第189期P8-15页，版权所有，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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