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A丨沈康,彭怒丨重庆大学建筑学人(1977-)

丁侦球 · 发表于 2020-9-11 09:17:15

沈康SHEN Kang
1968年降生1986年入学重庆建筑工程学院建筑系（学士、硕士）广州美术学院研究生学院院长、建筑学院院长、教授
2019年广东省第八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功效二等奖2019年广东省高等教育教学功效一等奖2018年A' Design Award（建筑与结构设计类）2017年中国设计品牌人物：教育突出贡献奖2009年全国优秀城乡规划设计奖（村镇规划）二等奖
1986年入学的时候，建筑系是个特别有生气的处所。资深教授个性鲜明，又有一批刚刚留校不久的年轻教师，他们闪亮的才调有着非凡的吸引力，洋溢着自由、叛逆、思辨和向上的氛围，而学校又极其宽容地接纳和鼓励了这种状态；巨匠都在测验考试与挑战各种新的可能，或许这就是那个时候的“建卒”精神。正是因为在母校所受的这些影响，我理解建筑学这个专业不但仅是一种职业，也可以成为理想，可以作为一种人生与学术的精神追求；在结业后我会选择去一所美术学院任教，除与艺术有关的想象与仰慕之外，更多地是想测验考试建筑学“另一种”的可能性，实践更开放、更具批判精神的建筑教育。
对现代性、日常生活和空间生产等议题的关注是我个人学术研究与设计实践的重心。现代性作为意味深远的时代布景，提醒我们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需要连结更立体、客观的观察，我认为当下城市与建筑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面向急剧转变的现在和未来做出积极的思考与应对。一方面是全球化对我们自身文化带来的剧烈冲击，建筑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如何守护文化的多样性，正视文化内涵与我们怪异的空间经验之间的关系，使建筑活动以现实可行的路径实现古老文明与现代生活的同构；另一方面，面对技术进步以及各种新的现实问题带来的生活形态的改变，如无人驾驶、线上购物和老龄化问题等，城市与建筑作为日常生活的载体该如何积极应对这些新的转变与问题，显而易见的现实是，这些问题正显现转变加速的局面。

琶洲立异港（左）新同方空间2号（右）
在规模化快速发展阶段，以建筑形式表示和工程技术追求为核心、高度理性的合理化空间生产，成绩了宏大的建筑活动和建筑叙事基调，并取得了斐然的成绩；但非论是由于土地资源的匮乏，还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需求，我们当下人居环境的建设进入存量发展时代已经是一种必定。在这个布景下，文化与艺术实践可能为空间生产创作发明新的机会和可能，相较于传统意义上建筑学对物理空间更为直接与执着的关注，艺术与文化实践的注意力可能更多地触及空间生产内在的社会实践与社会关系；设计活动应该更加主动、全面地介入到空间生产的社会实践中来。譬如在启动具体性的设计与建造活动之前，内容先行或许是未来需要积极谋划的行动。存量更新不是简单的物质层面的操作，不是停留在旧城老街、旧厂房老建筑这些建筑物的实体改造，更是要聚焦文化资源的整合，尤其是其中相当部分可能是破碎和隐形的状态，但却是有限而珍贵的，包含那些几乎已经成为记忆的空间经验；确切地说，空间记忆也是一种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基因，是构成“处所”概念的身份与社会认同的内核。基于这样的立场，在开展规划和设计的同时，要谋划的是生活形态的勾勒、是各类应用场景的情境营造、是文化遗产的活化路径、是业态组织与运营模型的建构、是比图纸操作更具整体性的行动方案和策略，我认为这样的设计实践可视为“现代性”视域下之于“处所”的文化与空间建构的一种测验考试。就我个人的工作方式而言，我亦将立足“微观”的日常生活观察视为起点，对看似平淡无奇、微贱琐碎的普通人的每日生活以“身体力行”的方式抵近观察与体验，是我们这个专业超出精英化视角的唯一选择。与文化资源的整合利用为引导，我认为可以藉由微小、柔软的介入来增进建成环境的改良、优化与复兴；公共艺术可能是一种新的形式和力量，艺术与文化应视为一种创作发明性的引领力量进入建筑活动之中来。

噪音涂鸦
另外，建筑学作为古老的学科自然有其坚实的知识内核，但设计思维同时也需要更宽广的维度。从空间生产的角度而言，城市规划与建筑设计作为空间产品的创作发明，既是经济运作的模型，也是社会关系的再造。来自未来的挑战是多方面的，互联网和人工智能或将极大改变人们日常生活的形态，也将造就全新的生产方式、消费文化和社会关系；这些革命性的改变或将促使建筑创作不再是被动地满足社会、市场的需求，不再只是指向具体空间的设计，而可能发挥生产要素组织、资源配置的作用，同时也以一种分歧以往的方式构建新的社会关系。也正是基于这一趋势，未来设计的鸿沟将更加模糊，不可是城市设计、建筑和景观设计的鸿沟会进一步消解，与视觉设计、产品设计等其他设计类别也会有更多的交集。跨界合作、跨领域实践、想象力与创作发明力，建筑学的前沿此刻应该更以行动去拥抱迅疾而至、几乎触手可及的未来，我们的设计实践自己也有理由成为社会生产力和竞争力的一部分。□

珠海桂山岛风貌整合设计

彭怒PENG Nu
1969年降生1986年入学重庆建筑工程学院建筑系（学士）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时代建筑》副主编
2010年第三届中国建筑图书奖最佳建筑文化图书2008年豪瑞可延续建造大奖亚太地区纪念奖
入学时，老系主任李再琛尚在世。他的新生演讲慷慨激昂，讲到老师们刚中标的“珠江帆影”方案在建筑界的影响，很是让我们以成为重建工学子为傲。后来在系资料室光线昏暗的里间，还琢磨过摆设的这个方案的模型照片。低年级时，万钟英老师很受欢迎。那时我们设计还没入门，一个个巴巴地等着他根据我们连比带划、解释半天的草图画出漂亮的手绘透视，才长舒一口气去吃饭，回味着原来这样才能完成一个方案。高年级时基本上是一群年轻老师带设计，汤桦和罗瑞阳分别以形式和概念见长。老系主任已过世，那时得知是他坚持让这批才俊留校执教。离开学校多年，当我在美东校园看到女神像基座的Alma Mater，脑子里直接跳出中文“重建工”时，才意识到母校一直都在近旁。
我们的现代性2014年秋冬，我和两位研究中国现代建筑史的同事商议着做一个小型研讨会，题目定为“构想我们的现代性：20世纪中国现代建筑历史研究的诸视角”。做这个小会，除与同行交流，也想借此思考自己研究的局限以及如何突破。
首先，我们都认为中国现代建筑史研究是一个“构想”的过程，体现了研究者个体和群体对中国现代建筑史的想象、描述，甚至是一种主动的文化创作发明。其次，我们对中国建筑的现代性有一个共识，这后来在研讨会的会议宗旨里获得表述：“中国建筑的现代性，首先是普适的现代性的一部分，它分享了现代性的基本特征，诸如理性、进步、专业化，也交织着民族身份认同的建构。与此同时，中国建筑的现代性又只能体现在具体性中。一系列发生在具体社会历史文化情境中的探索，构成了中国现代性的经验基础。实际上，全球化的现代性的普遍性也是来自于复数的具体性之中，分歧的现代性模式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竞争、相互激发才构成了作为普遍性载体的建筑的现代性。”
现在来看，最后一句论断无疑是一种完美而理想的理论架构，也是对西方中心论简单直接的抵当。实际上，会议的3个版块“我们的现代性——理论与话语” “中国现代建筑历史研究——谱系与个案” “全球视野下的中国——交流与互动”中的最后一个，因为缺少有效的历史素材和相关功效的显现，调剂为“全球视野下的中国——全球、处所、身份”。究竟结果在中国的现代建筑史里，缺乏像苏联与欧美建筑界那种有效的交流和互动。好比金斯堡（Mosei Ginzburg）作为CIAM的一员，深受柯布西耶现代建筑和城市规划思想的影响；同时，他的莫斯科纳科夫公共住宅（The Narkomfin Communal House, 1928）也对柯布的系列集合住宅如马赛公寓（1934）发生影响；金斯堡的建筑作为社会凝结器（social condenser）的概念不但启发了列斐弗尔对社会和空间生产关系的思考，也被库哈斯用于拉维莱特公园设计竞赛（1982）中。

1 《建构理论与今世中国》（主编）2 《现象学与建筑的对话》（主编）3 《时代建筑》201505专辑“构想我们的现代性：20世纪中国现代建筑历史研究的诸视角”封面
如果说分歧现代性模式之间的竞争形玉成球化的普遍的现代性的设想过于理想，那么描述在具体社会历史文化情境中与西方建筑现代性的直接或间接相遇的结果，就必定是一种混和性的话语（hybrid discourses），而不该仅仅强调我们现代性的怪异性。
海嫩（H. Heynen）和麦克劳（M. McLeod）关于现代性的讨论对中国学者很有启发，提醒我们在研究中避免把一种“单数的”现代主义的现代性作为对标物，即两次大战之间的“欧美资本主义的现代性”（Euro-American capitalist modernity）。甚至，“现代主义”作为一个晚近的术语，也是在20世纪70年代詹克斯宣告后现代建筑的到来之后，才被广泛使用。
固然，西方学者习惯从殖民与后殖民状况来讨论第三世界多元现代性的兴起。这对于中国其实不是非常有效，因为中国其实不像印度在民族自力后依然延续了殖民时期的机制。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与革命和后革命状况有关，中国建筑的现代性讨论也应该从此展开。海嫩曾指出“文革”期间的建筑史其实不是一个“黑洞”，应该获得中国现代建筑史学研究的重视。从革命和后革命的现代化道路来看，文革时期的建筑其实是“不竭革命”的社会历史境况的产品。固然，这一时期的建筑史研究其实不是只宜讨论与政治意识形态的关系，它同样可以从建筑（buildings）、话语（discourses）、实践（practices）三个层面展开。就我们从上海现代建筑史角度展开的对同济“五七公社”的研究而言，教育革命的典型工程不只是培养实用型低条理工程技术人员，也在结合典型工程的教学中设计出四平大楼这样的杰作，在大模板施工技术和薄壁纵横全剪力墙结构探索上有诸多突破。五七公社对高层建筑结构和施工技术的研究更是为1980年代上海高层建筑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历史历来都不会那么简单，如果基础研究能够展开，并以理论化的视角去看待。□
全文刊载于《世界建筑》202005期。转载请注明出处。点击下方“阅读原文”购买2020/05期《世界建筑》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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