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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 建筑评论 王辉 五龙庙环境整治设计的理论性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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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3-14 10:12:13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五龙庙环境整治设计的理论性思考

Theoretic Propositions on the Design of the Five-Dragons Temple Environmental Improvement

王辉/WANG Hui

摘要:五龙庙环境整治设计成功地使一个死文物酿成活文物,但其操作方法也引发了一些争议。本文是设计者从文保建筑可读性、存在感、原真性3个方面,结合设计体会,对这些问题给与的解答。

关键词:五龙庙,原真性,存在感,主题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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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鸟瞰

五龙庙环境整治设计本是3年前凭情怀感动应允万科高级副总裁丁长峰做的一个公益提案,在向本地政府汇报后已不了了之。未曾想这个虚构的项目在2015年竟鬼使神差地和万科的米兰世博馆发生了关联:借这个由里伯斯金设计的、外表像披着“龙鳞”的前卫建筑,让五龙庙这个中国现存的最早道教建筑、第二早的唐代木构有了重生的故事。这个故事不但仅包含了企业化的目标管理机制,使这类国宝级文保项目能够奇迹地在一年内完成立项、审批和施工工作,也包含了在全球化、互联网化的时代下民间力量介入文保工作的路径探索,更包含了一般建筑师涉入文保领域后因不谙熟专业禁忌而引发的学术问题。

位于山西省芮城县的五龙庙又名广仁王庙主殿,建于唐大和五年(公元831年)。历史上,这个殿虽经数次维修,但其唐代结构基本未变。庙院里另一建筑是与主殿相对的清代戏台。庙院在6m来高的土坎之上,坎下原有景色如画的五龙泉,也因近年水位的下降而干涸。农业灌溉技术的改进、龙王庙祈雨文化的消失、乡村邻里中心的衰弱,都让五龙泉这一村民的精神中心沦落为村里的垃圾堆场。2013年末至2015年初,国家文物部分对五龙庙及戏台进行了重新修复。文物本体的呵护虽然提高了,但其环境并没有改观,甚至退化。随着农村生活水平的提高,周边农舍的无序翻建,倒逼五龙庙去发生一个更强大的气场,来抵制周边环境建设性的恶化,以及为这个历史村落的发展引导出未来的方向。

由URBANUS都会实践领衔的环境整治公益设计,获得了历史呵护专业、平面设计专业、景观设计专业等合作团队的大力支持,并和万科的实施团队共同努力,使这个千年古庙的文物本体在获得国家文保资金修葺之后,又获得了环境品质的改善,融入到当下生活。完工后,原本无人问津的古庙吸引了络绎不断的参观者。有意思的是,一般性的观众(从守庙人、村民到县领导)基本上都认同乃至赞赏环境整治的效果,而在文保专业的圈子里则听到一些质疑的声音。在建筑批评其实不真诚的现今中国,有这样专业的质疑其实不是坏事,也促使我对这类型的工作进行3个理论性的思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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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鸟瞰(1,2摄影:杨超英)

主题 vs 主旨

五龙庙环境整治的一个成绩是将一个孤立古庙转换为一座关于中国古代建筑的博物馆。这是五龙庙重新面向公共时的一个主题。这个主题的发生基于如下思考。

第一,芮城永乐宫以壁画出名,是各美术院校学习中国古代壁画的第一课堂。而五龙庙的价值在于其唐代木构,相比于南禅寺、佛光寺、天台庵,它的交通条件更利于作为研修唐构的第一课堂。将美术和建筑两个课堂合一,能够放大芮城县的文化旅游特色。

第二,五龙庙虽贵为国宝,但标准小,庙院空阔,信息薄弱,不足以让参观者消磨较长的驻留时间。而通过围绕五龙庙自身的木结构的信息延展,足以组织出和新的庙院空间相匹配的阅读时间,使这个项目获得新的亮点。

第三,作为一个几乎没有维护费用的乡间文保单位,维护室内的展陈空间是不成能的。这个短板反而激发了开放的户外博物馆的概念,通过寓教于乐,让古建知识的阅读激发出空间的活力。

2015年6月8日,在万科世博馆举办的“龙·计划”发布会上,为了让外国人理解这个建筑的价值,我们把五龙庙放到西方建筑史的时间轴上,发现4个唐代古建遗存正好弥补了西欧在西罗马没落和加洛林王朝兴起之间建筑史的空白,这对于世界建筑史的连续性有很大的贡献。这个无意的发现也萌发了后来在五龙庙入口空间放置一条中国古代建筑史时间轴的构思,既放大了看待这个建筑的视角,也提升了乡亲们对传家宝的自豪感。顺着这种策展思路,五龙庙既是一个精读的读本(例如入口院的地面雕镂了一个含构件名称的五龙庙足尺纵剖面,又是一个链接相关古建信息的门户平台(对比4个唐代建筑足尺斗拱模型的斗拱院,和介绍运城、临汾地区第六批全国文保单位的晋南古建展廊),使乡间小庙酿成古建学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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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五龙庙上层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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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剖面

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主题性的转变。一种意见认为五龙庙更值得叙事的内容是民俗性的祈雨文化,这比起偏重于古建知识也有更广的阅读群。另一种意见认为整治后的五龙庙空间序列更像个博物馆,而弱化了传统的宗教礼仪序列。这两种意见质疑的是叙事主题的介入是否有损于五龙庙的文本价值。

这也是我们在设计过程中不单要思考、还要在一定的时间和能力框架下解决的问题。事实上,策展和展示内容准备也是我们不克不及不承担的工作。为准备五龙庙的展陈内容,我们在2015年的北京设计周做了个“龙·计划”的展览,借机开展有关龙文化的展陈准备。鉴于现实中资金和资源的局限,这个小测试否定了我们团队有条件、有能力来操作祈雨文化这个主题,迫使我们选取可操作的建筑主题。虽然这个主题靠近我们所学,但操作上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观众可以看到的是为实现展陈品最终的完成度在设计和制作上所做出的付出,而不偏见的是展陈内容的选取、收集、写作、绘制、校对等等事无巨细的过程。所幸在古建专家的指导下,URBANUS都会实践和韩家英的平面设计团队完成了这个繁琐而艰巨的任务,使专业化的展陈带来了空间的活力,即使本地群众也能够在游览中津津有味地阅读和观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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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窑洞前外景(摄影:阴杰)

五龙庙的文物价值点在于它是仅有的4个唐代木构之一,否则也不会被尊为国宝。放大这个价值点,把庙的主题引导到古建史,用这种“知识情境”替代其固有的“民俗情境”会引发质疑。回答这种质疑需要区分考古学者“解码者”的身份与建筑师的“编码者”身份的区别。

解析文本的历史性存在需要“解码者”,维护文本在当下和未来的继续存在则需要“编码者”。文物既是历史性的存在,也是当下性的存在,没有当下信息的介入,文物很容易失去生命。五龙庙已然从农村的邻里中心转换为国家级文保对象,它的功能也从农耕文明的祈雨场合转移为消费社会的旅游目的地。这些转变使“编码”在所难免。国家文物部分对庙的落架修复,即使是微介入的“修旧如旧”,也是一种编码,因为它或多或少隐去了岁月留痕。而我们的方案是在单调、薄弱的原文本上植入了更多当下人能够介入的新信息,更是一种编码。这种植入虽然是从文本的“元”信息解缆,但它已经演绎出更多元的结果,在丰富了原文本内容的同时,也增加了文本的含混性、多义性。这种编码有一定的危险,法国哲学家列斐伏尔曾提醒:“很多优秀的设计者,在其职业的‘实际经验’的这种讽刺性场景中,都没有正确地认识自己。……他是一个还原者,然而在设计者自己看来,他不是。……物体的符号,引发了符号的符号,引发了一种越来越高级的可视化。当那些无法回避的、被用来为空间‘增加活力’的雕塑呈现的时候,这种可视化就达到了极限。表示流动性和活动性的这些静止的符号,表示的是对流动性和活动性的一场符号性的谋杀。它们完成了编码和重新解码这一过程,并掩盖了它。它们应该被人们用来揭露和终结这样两个神话:再生产的表示和神奇的创作发明。” 这个警告很适合于此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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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思庭外(摄影:杨超英)

无疑,我们的环境整治是对原文本的再生产,不避讳要再谱写五龙庙在当下的传奇。作为建筑师,我也无法回避、甚至是主动挑战这种“编码者”的身份。面对列斐伏尔所警告的这种危险,一方面我们所能做的是让新的信息(包含空间和空间叙事)与文物本体连结必定的关联性(例如对庙轴线的放大,对五龙庙建筑信息的延展),连结文物本体的核心性加强,而不是被稀释;另一方面,这种再创作发明的主题是为了实现设计主旨的手段,而不是主旨自己,即用空间体验的明线激活工作目标的暗线:明线是以五龙庙为主体、围绕这个历史文本展开的一系列有条理的空间序列,并植入相关展陈,从而使观者能够更好地欣赏、阅读、理解文物,并由此获得在古代文物环境下别样的身心体验和愉悦;暗线则是通过提升五龙庙的环境品质和重新解读五龙庙,加强了这一场合的凝聚力和活力,使村民重新在这一世代相传的公共空间聚集、交流,为当下农村精神价值的重塑创作发明出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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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思庭与晋南古建展廊(摄影:阴杰)

存在 vs 存在感

1965年五龙庙被立为山西省重点文物呵护单位,2001年又被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呵护单位名单。无论如何“编码”,文物本体信息也不成能被淹没或改变,文物存在的平安性是没有问题的(这次整治工程的技术性成绩是增加了消防系统和监控系统),有问题的是它的存在感。

五龙庙位于数百米之隔的永乐宫和古魏城墙这两处全国文保单位之间,其实不难寻找。然而沿着永乐宫外墙来找,即使对于我这样已来过数次的外来人而言,也经常错过没有标记的村口。五龙庙所在的城南村有数条水泥道路垂直通向此马路,唯独庙前的这条村路还是土路。即使找到正确的路口往里前行,也会对在这样全新的村里看到一个千年遗故意生狐疑。当走过村巷最后一家高墙大院的农舍,一片堆满垃圾的开阔地跃然眼前,垃圾的布景是高台之上的戏台,和高坎之上半露出的五龙庙屋顶。一条土坡路引到戏台东侧铁丝网上的掖门,锁着的门上留着守庙人的德律风。如果等不及,也可以扒开铁丝网钻进空荡荡的庙院。从这里往南看,高踞土坎之上的庙正好位于贯穿村庄南北道路的尽端,而邻近庙近百米的这一段路,水泥地又酿成土路。从地理位置上看,庙既是村庄的绝对中心和制高点,也是村里的中央景观。按庙里现存的唐碑《龙泉记》描述,庙前的五龙泉“菰蒲殖焉,鱼鳖生焉,古木骈罗”;而守庙人也说几十年前有水时,随手能捉到鳖。而眼前的景象是对这种优越的环境和位置的倾覆,一个曾经的乡村日常生活中心完全被边沿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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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序厅与斗拱庭

这种被边沿化的核心问题是五龙庙的存在没有存在感。在存在问题上,海德格尔提出了“此在”的概念:“此在是这样一种存在者:它在其存在中有所领会地对这一存在有所作为。” 这句貌似很晦涩的话可以用两个简单的疑问来理解:第一,任何存在都是在一个实在的外部环境之中,而假如这种存在与其环境的关系是冷漠无觉的,这种存在还有意义吗?第二,任何存在都有一种有作为的感动,而假如这种存在已经没有任何可为的功能,这种存在还有意义吗?

这其实不是很高深的哲学问题,而是非常现实的提问。我们所面对的文保对象,几乎都是源于实用的目的,但随着它的文化艺术价值远远高于其日常功能,它会逐渐从日常生活中被剥离出,成为另一种被孤立起来的存在。当这种存在能够被更好的物质条件供养时,它会熠熠闪光;而它有名无实地被供奉时,则会一落千丈。遗憾的是五龙庙的命运恰恰是后者,当现代气象预报替代了从龙王爷那里祈福,当现代灌溉技术替代了自然水源,当现代生产枯竭了自然资源,五龙庙和五龙泉都淡出了村民生活。而当村民把祖上的圣地看成垃圾场的那一刹那,村民确当下生活也淡出了他们的传统生活。可怕的是这种淡出剥夺了村民的存在感。不难设想,这一届农民的主要身份是城市化过程中流浪在城市的打工者,唯一让他们能够感到平安的处所是家乡的村落。而他们在城市里获得的微利在把自家的瓦房酿成混凝土砖房的同时,他们对村里公共精神场合的漠然、乃至破坏却又在建设性地毁灭唯一能够抚慰自己的遮蔽所(shelter),使他们在自己的故土上成为没有根的自我流放者,丧失了存在感。这其实不是危言耸听。当我们作为外来的奉献者来为村民的精神家园进行公益建设时,一方面既感动于两位10年如一日无私地与庙厮守的看门老人,另一方面也不解于少数村民的借机渔利。可以看到中国传统乡绅体系解体后,农村简直需要精神体系的重新树立,也需要这种精神体系基于有精神传统的建筑空间和场合来建构。因此,任何让五龙庙有更好的存在方式的努力,都是力图使其获得在村民生活中的存在感;反之,也希冀通过五龙庙的存在感使村民在社会大潮的转变之中有锚固点,有自己的存在和存在感。

在这种努力之中,一些非空间性的“编码”也在继续植入,既让五龙庙的存在感有更深刻的意义,也让它的存在永续。例如,我们邀请中信出版集团加入“龙·计划”,施工虽然结束了,他们捐赠了“中信书院”。这个小小的图书室以少儿书、励志书为主,希望村里的孩子们在课余时间能聚在五龙庙,帮忙看守祖传的传家宝,并在这里读到大千世界的精彩。当未来他们从小小的五龙庙走向更广世界时,也会为五龙庙带回可延续生存的资源,让这个国宝更好地一代代传递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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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斗拱庭

当下性 vs 原真性

正如上文中“解码者”和“编码者”角度的分歧,我们的工作不是考古还原,而是为了让在现实中已然没落的文物本体重新活跃在日常生活,对文物所处的环境有一定水平的介入性改变,或曰“编码”。因而会面临着回答关于环境的“原真性”的问题,即文物环境是与文物不成分割的一体,对其本体周边环境的改变,是否一种可取的文物呵护态度。

《威尼斯宪章》强调“历史文物建筑的概念,不但包含个另外建筑作品,而且包含能够见证某种文明、某种有意义的发展或某种历史事件的城市或乡村环境”。自从这个宪章被推广以来,最少干预文物所处的环境是遗产呵护的普遍共识。整个五龙庙的环境整治设计过程经历了近10版的修改,也是在不竭地减少不需要的干预,使五龙庙尽可能处于环境的真实性和完整性之中。

但连结“原真性”在操作层面上存在着悖论,因为即使在挖了考古探沟后,我们也无以判断围绕五龙庙环境的原始状态。现有庙院空间的空荡状态完全是五龙庙申请文物呵护单位后才发生的,而此前五龙庙被用作小学,西侧还有一排教室,可以设想整个庙是处于一个更有机的生活环境中。同样,作为一个供奉龙王、而不是有僧侣常驻的村庙,没有需要与村庄用围墙相隔,围墙范围也是在划定文保范围后才落定(之如此次整治又扩大了围墙范围),现有围墙是本地村民为呵护文物而后砌的。因此,并没有可靠的依据来推断五龙庙所处的历史环境的模样。

在批评声中比较一致的是对环境整治后铺装材料的不认同,有的是从美学角度倾向荒地,有的是从技术角度倾向使用砂土,这样似乎更有一种历史的存在感。事实上,我非常认同这种美学上拉斯金(John Ruskin)式的怀旧,但其实不认同沧桑感就是一种原真,因为这个庙能够跨越千年存在,就是因为香火不竭,一直活跃,破旧感只是近期的状态。原本庙院地面也未必是完全的黄土朝天,因为有(1980年代后)彩色照片为证的资料是庙院一度被用于种菜;另一种可能是野草遍地,而之所以整治前是黄土朝天是因为枯草在冬季有火灾的隐患,除草酿成文保的一种规定。本地的黄土貌似坚硬,而一旦下雨则软若烂泥,即使在我们用碎石与土混合夯过基层的铺石子的处所,雨后也有很多陷脚之处。因此铺装材料的选择完全依据使用功能。在戏台前和主殿后碑墙区人流密集的处所采取了硬质石材,利于行走;而在其他处所则用碎石,一方面可在雨季步行,另一方面希望有人能在人迹稀少的恬静环境中通过听到自己的脚步声而感觉到自己的存在,从而有一种更好的在心灵上与古庙对话的意境。

在实际操作中,材料选取的范围也会受条件所限。例如用自然石块铺地会更有乡土意味。但当施工队去本地山涧边取石,发现有几百米的距离无法使用任何运输工具时,这种努力只能流产,转而去山东矿山订购更廉价的材料。我们唯一能努力的是让工业加工过的材料在质感、尺寸、铺装上更有些非一般性“景观设计”的味道。

这种文物环境材料改变所带来的非原真性,并没有根赋性地贬损文物的价值点。比之于本体文物上唐代大木作与其他后世更换的、不原真的建筑维护构件所带来的不和谐感,这种非历史“画境”的措置也至多是小巫见大巫。设计对原真性问题考虑更多的是如何润物细无声地微调文物主体和其环境的空间关系,例如,主殿和戏台之间通过压缩工具厢院墙的距离而获得更好的标准关系;南侧广场路边通过拆失落一处房子而获得向田野敞开的视廊;北侧通过观景台看到中条山和古魏城墙遗址;用种植从临近黄河边收集的芦苇来勾画无水的五龙泉。这些措置在视觉上让五龙庙能更好地锚固在一个开放的环境中,让它的能量辐射半径更大。

设计中考虑更多的是如何在当下语境中活化文物。一件国宝的可延续生存,不是一座偏僻的乡村所能孤立地支撑的,需要用旅游业来支撑,需要特殊的文物表示方式(presentation)。

分歧于那种用历史感来突出文物的所谓“原真性”措置,设计中是使用礼仪化的空间序列来突出文物的高尚感。坦诚而言,这种空间序列也不是参考原真的祭祀礼拜线路,而是符合对这个场合重新编码确当下空间叙事。这种叙事首先还原的是对文物的敬重,从而唤醒了在礼教社会下连穷乡僻壤都不缺失的、而在今天高度物质文明条件下却丢失的邻里文化和民俗文化,并让这种文化融入到现今空心化的乡村日常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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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从戏台望向大殿(8-10摄影:杨超英)

这个村有这个庙是一种庆幸,让庙回归村庄的日常生活,是对布满问题确当下农村的一种救赎。创作发明有精神性的公共场合是重塑乡村精神支柱的需要条件。精神问题永远是时代的问题,因而这种创作发明必定立足于当下,但这其实不与保存场合原真性的理念冲突。在讨论原真性的核心问题是什么时,佐金在《裸城:原真性城市场合的生与死》中提到,“原真性并不是苏荷区舞台布景般的历史建筑,或者是时代广场的灯光秀;它是一种生活和工作的连续过程,是一种日常体验的逐步积累,一种人们对眼前房子、身边社区每天依然如故的期待。当这种连续性中断,城市就失去了灵魂。” 只有让日常生活连续不竭地介入五龙庙,只有让五龙庙的存在对于村里人来说是灵魂性的存在,它才具有原真性。

结语

在中国文物建筑呵护和再利用手法相对守旧的语境下,这个素质上其实不激进的设计所带来的理论性争论,是有比设计自己更大的价值。一个文物能够挺过千年风霜,在于文物与人的关系相对稳定。而这种稳定在近半个世纪受到现代性的巨大挑战。五龙庙是个典型的案例,说明了当文物生存的社会关系和生产关系前提荡然无存时,即使尊为国宝也命如危卵。解救的途径是重新编码,让其在新的语境前提下继续在日常生活中被使用,从而延生文物的活力。

文物的存在感和文物所涉及的社群的存在感的同步,是评价设计是否成立的标准。在这个意义上,五龙庙重新回到龙泉村的怀抱,龙泉村民也重新回到五龙庙的怀抱,是“龙·计划”所期待的图景。施工的完成只是这个图景实现了关键性的一步,“龙·计划”还需要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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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轴测

参考文献

[1] 亨利·列斐伏尔. 空间与政治. 李春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9-10.

[2] 海德格尔. 存在与时间. 陈嘉映,王节庆 译. 生活 念书 新知 三联书店,1987: 65.

[3] 莎伦·佐金. 裸城:原真性城市场合的生与死. 丘兆达,刘蔚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287.

项目信息

客户:芮城县旅游文物局项目

地址:山西省运城市芮城县

设计时间:2013-2015

建设时间:2015-2016

用地面积:5838m2

建筑面积:267m2

策划与执行:“龙·计划”团队:丁长峰,侯正华,曹江巍,李晓玫,董丽娜,吕建仓,张晓康,王辉,韩家英

设计团队:URBANUS都会实践:王辉,邹德华,杜爱宏,闻婷,Anne Van Stijn,李晓芬,李永才

施工图配合: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崔光海,汪震铭,王亚楠,韦磊,汪静;结构:郑宇;给排水:陈梦化;暖通:张大伟;电气:陈兵;Loma陆玛景观规划设计有限公司:刘大鹏,王硕,郭凤志,葛翔,恬静,毕琳琳,刘立坤

展示设计:韩家英设计有限公司/韩家英,关江,王俊,李承泽,罗文彬

摄影:杨超英,阴杰

作者单位:URBANUS都会实践

原文刊载于《世界建筑》201607期P110-114。转载请注明出处。

点击页面下方“阅读原文”购买2016/07期《世界建筑》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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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编辑:王欣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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